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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

    发布时间:2013/8/23 9:24:03    来源:本站原创

    我第一次到延安见毛泽东,是在19381月,见面时,主席说,先生,我民国7(1918)在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主席的记忆力使我吃惊。

    在延安,我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自下午6点至第二天凌晨,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51.2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之后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的大意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出发才能达到。所谓“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社会尽义务尽责任;所谓“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两夜长谈之后,我又到延安各处参观,在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象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是很深刻的。

    1946年春我二赴延安。到延安第一天即见到毛泽东主席,寒喧后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内找10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10个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能记得的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我先说了重庆的情况,由于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局面好,大家劲头很高。接着便转到我要陈述的本意。我讲的大意是自己年轻时,也欣赏欧美式的政治制度,但集30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认为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和农业。因此,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而不是轮流执政,各搞各的。对国民党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现状。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却答不上,面对现实不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今天专门来延安在这样的场合说这番话,向各位求教,算是留个题目。

    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垮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的的确确,我那时是做梦也未曾想到,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内战;特别是在短短的3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也从此站了起来。

    这次我在延安呆了10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匆匆返回重庆。

    19501月中旬我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沿途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派专人护送我北上,在武汉还受到当时在湖北省任职、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的张执一的的盛情招待。抵京后正值毛主席和周总理皆在莫斯科。310主席和总理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的,统战部把我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还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样。11日公宴,我又见到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大概是下午将近5点钟的样子,毛主席派来的汽车来到我当时的住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10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我进了颐年堂的第一道门,毛主席已在里边迎我了。这次谈话有林伯渠在座,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1938年初我去延安经西安时认识,并在后来重庆旧政协会议上交往多次的熟人。但此次谈话,林老只是听,几乎没有插话。

    毛主席这次谈话,一开头是寒喧,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转入正题,毛主席即问我对国事有何意见?我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接着毛主席就对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可难住了我,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考虑了片刻,答复说,主席,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我的答复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外,他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很快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主席传话开晚饭,我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吃饭时多了一个江青,但我们只是点点头,没有谈话。

    主席还告我,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并说具体行程他会交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

    19504月至9月中旬,我都在外地参观访问。923日晚,主席找我谈话,但那天我另有约请,是匆匆吃过晚饭才去的。我到主席住处,他即让人上菜吃饭,而且也准备了素食,我十分歉意地说,我因有约请,己吃过晚饭了,于是江青给我送来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我一面吃,一面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季节,但没有发问,这时主席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目的、办不成的事。主席讲这些,都没有避开我。饭后主席询问我参观访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谈完后,又对我说,你看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但我表示,今年出去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东北、华北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这一次我又没有接受主席的的意见,但不象上次那样,主席没有显露出不高兴,他笑着摆手说,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这次谈话的末尾,主席对我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接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在家听候安排吧。

    关于我个人的住房及生活,主席曾问起过,但我并未细说,总是表示自己并无困难。我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威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处。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派车接我去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一直住了两年多,直至后来搬至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为止。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

 

摘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1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广西》

作者:梁漱溟  责编:秦先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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