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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梧州之行
作者:    发布时间:2020/8/13 16:38:26    来源:


    1924年9月,一位英俊的中国青年从法国巴黎回到广州。他就是时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的周恩来。这次回国,周恩来担负了领导革命的重任。
    1925年9月下旬,第二次东征前夕的一个夜晚,一艘溯西江而上的客轮鸣笛通报进港,缓缓地靠泊到梧州新西码头。船内,昏暗的灯光下,一位面容消瘦但充满英气的年轻人平静地坐在舱位上。
    “我们第一次来梧州,人地两生,还是等天亮再上岸吧!”年轻人撩开窗帘朝船舱外看了看,对同行者说。
    次日天一亮,两人就悄然起床上岸。他们在山城熙熙攘攘的行人中穿梭,最后在位于马王街义路码头的梧州民国日报社编辑部停下了脚步。该报总编辑仿佛早已在等候,但只是简单寒暄几句后,年轻人就告辞离开,回到船上。
    这位年轻人,就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行来梧州,是了解广西军队内部派系斗争情况和梧州地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广西革命情况和指导建党工作。为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轻装简从,只带一名警卫员,装扮成回家省亲模样,秘密由广州乘轮船到梧州。
    虽然只在梧州逗留一天,但周恩来的到来,却为梧州建立地方党组织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广西革命的深入开展。
    一、大同酒店的红色秘密会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随后不久,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梧州市接近全国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的地缘优势,以及产业工人相对集中、革命群众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当时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地区革命的中共广东区委作出决定,首先在梧州建立党团组织,然后向广西各地推进发展。据此,中共广东区委组织派出了多批党员到梧州开展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到梧州指导革命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除广东之外,广西、福建、云南以及南洋地区党的工作,也由广东区委领导。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的青年汇聚广州,或负笈求学,或报考黄埔军校,或进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从广西、福建等来广州的青年也不少。他们在广州受到革命的教育,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中共广东区委从这些人中选出些骨干,派往各省进行建党和各种革命活动。
    周恩来此行,组织上安排由当时的共青团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负责接待,他的公开身份是《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根据当时公开身份为《梧州民国日报》编辑的周济生前回忆,为了安全起见,龙启炎即往大同酒店找共青团员黄发捷,请他找一间僻静的客房给周恩来同志住宿。由于黄发捷与大同酒店的经理有亲戚关系,他的哥哥还是该酒店的股东,因此龙启炎按照党内秘密工作要求,慎重地将周恩来安排在靠近客运码头、进出便捷、闹中带静的大同酒店住宿。
    大同酒店由广东商人在1920年建成开业,为四层现代建筑式样楼房,是当时梧州规模较大、装饰高雅的酒店,其一楼经营中式、 西式餐厅,二、三、四楼为西式套房和普通客房。在做好细致的保卫工作后,周恩来被安排住在该酒店三楼左前侧的普通客房,他的警卫员则住在左侧的另一间房。这些客房窗口向南开,可览江景,但房内陈设普通,只有四方桌、写字台和几张木椅、方凳,因而不易引人注意。
    安顿下来后,龙启炎就把共青团梧州支部的几位成员向周恩来一一作了介绍,周恩来亲切地和周济他们握手,还热情地招呼大家喝茶,这让已不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周济,对这位英名远扬的共产党员备感亲切。
    “我曾在广州聆听过周恩来同志演讲,但面对面地谈话还是第一次。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内衬白衬衣,衣着整洁淡雅,态度雍容潇洒,给人以热情亲近之感。”20世纪80年代,时隔50多年之后,在自己的革命斗争回忆文章里,周济如是记载当时和周恩来面对面交流时的情景。
    当天下午1时许,一场后来影响梧州乃至整个广西革命形势与走向的会议开始了。
    首先,龙启炎汇报了广西政治形势和革命活动情况。龙启炎说,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主政广西后高喊革命口号,表面上一副革命到底的模样,私底下却大做烟土、轮船生意,同地主、资本家、官僚买办沆瀣一气, 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工会、学生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采取欺骗、压制手段,在军队、政府和群众团体中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严厉排斥、打击异己,这一切都给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随后,负责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李血泪,负责工人运动的钟山,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周济,也先后分别向周恩来汇报了有关工、青、妇运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梧州同志汇报时,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当时,周恩来正在积极着手组织北伐的准备工作,广西军队的动向也成为他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周恩来要梧州的同志详细介绍广西军队中的人事派系、兵员实力、武器装备、军政素质、军纪作风等情况。
    周济在军阀马晓军主持的武博公路兵工总办当过工程主任,对广西军政情况知道一些大概, 他将自己所了解的军队内部派系斗争作了汇报:“我认为,广西的军事头目分白话、官话两大派系,白话系以容县人居多,如黄绍竑、夏威、韦云淞等,苍梧、玉林、粤西籍军人亦属此系,该系首领是黄绍竑。官话系则以桂林籍为多,两湖、江西籍部分军人亦属此系,如胡宗铎、陶钧等,该系首领是李宗仁和白崇禧。李、黄、白三人表面亲密团结,实则内部斗争激烈得很,常于人事任用、部队编制、饷械分配、驻地划分等问题争吵不休,有时甚至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周恩来听了,很感兴趣,频频点头。
    等梧州的同志发言结束后,周恩来对大家的汇报表示满意,他强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同志们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和一批工会、学生会,筹建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为广西建党创造良好条件。另外,在五卅、六二三运动中,发动群众,掀起反帝、反封建热潮,对英、日经济绝交,抵制洋货,罢工断航,支援省港罢工工人等工作都很出色。接着,周恩来又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勉励大家乘胜前进,他还透露了党中央准备在广西建立地方组织的打算,并提醒要重视农民运动,指出广西工业落后,产业工人相对较少,所以群众运动的基础在广大的农民身上,要想方设法发动农民,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同时要大力开展二五减租,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千千万万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拥护。
    随后,周恩来对当时革命任务和政治形势作了说明,认为此时是国民革命阶段,主要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多数出身地主家庭,对工农运动有抵触,如广西某军事头目到广州,听到“劳工神圣”口号很反感,看个别工人吵闹打架,就讥讽“神圣打神圣”。要求梧州同志注意动向,做好工作,减少阻力。“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中产业工人不多,手工业工人占工人的多数,工人队伍的思想相当复杂,行会思想、地方主义比较浓厚,还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存在,所以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很重要。”周恩来说。
    在谈到妇女运动时,周恩来指出,广西妇女很能干,革命性很强,富于反抗精神,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并举太平天国为例。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参加的妇女不少,洪宣娇带领的娘子军能攻善守,屡立战功,尤其粤北金鸡岭一仗打得好,挫败清军,掩护大军北上。妇女革命要继承这种精神,不屈不挠。周恩来还讲了当时广东党组织处理的一起婚姻事件,告诫大家要去掉头脑里的封建意识,要从心里真正地尊重妇女,不要言行相悖。当时,广东区委一位 工运负责人已和一名女同志确立了夫妻关系,但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认为女方没有学历,配不上自己,不愿公开承认和女方的夫妻关系。最后,在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教育下,这名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公开承认已经和那名女同志结了婚。
    周恩来强调要迅速抓好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工作。龙启炎、周济提出,广西目前党、团员不多,要求广东区委选派党、团骨干充实广西革命力量,周恩来表示同意。“那时,我和龙启炎等同志都很年轻,我还没有结婚,周恩来同志讲的这段话,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写回忆文章时,周济仍觉得这些忠告言犹在耳。
    次日,周恩来秘密地离梧返广州,留下的是即将燎原的革命之火。
    二、周恩来梧州之行的历史意义
    周恩来这次到梧州的时间很短,没有直接参与到具体的革命活动组织工作,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推动梧州加快建立地方党组织。有历史资料显示,周恩来从梧州返穗后,即向广东区委汇报了梧州的情况,认为梧州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1925年 10月下旬,中共广东区委先后批准周济、钟山、李省群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确认了李血泪的党籍,并批准在梧州建立党组织的计划。随即,龙启炎在梧州民国日报社内成立了中共梧州支部,代号为“伍竹枝”,龙启炎任书记兼负责组织工作,李血泪负责宣传,周济负责工运,这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中共支部。
    二是推动梧州开展马列主义宣传活动。在梧州听取汇报时,周恩来针对梧州工人中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工人队伍思想复杂的情况,指示梧州的同志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精神, 1926年1月,中共梧州地委决定利用列宁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梧州各界召开纪念大会,会后数百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中共梧州地委从1月24日至29日,1月30日至2月1日,先后在广西省立二中理化教室举办“列宁纪念周演讲会”“梧州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演讲会”。中共梧州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及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梧州宣传员养成所负责人、教师等都参加了演讲。这一系列活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梧州的广泛传播,使工人、学生等各社会阶层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推动梧州群众运动深人开展。周恩来对梧州工、农、学、妇等各领域的工作分别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如针对当时梧州同志只注重城市工作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广西产业工人相对较少,所以群众运动的基础在于广大的农民身上,这为梧州的革命运动发展指明了方向。1925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就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广西籍学员、中共党员林培斌、黄启韬、罗瑞成、谢铁民为特派员到梧州开展农运工作。林培斌等于1926年1月5日到达梧州,即在同园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驻梧办事处。1926年春,梧州郊区钱鉴村、苍梧县多贤乡芳桂村成立乡农民协会,梧州农民运动由此风起云涌,并最终在多贤乡诞生了广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四是推动广西党组织的发展。中共梧州支部成立以后。“两广(广东)区委又派谭寿林等一批党员来梧州,并于1926年1月 (编者注:应为1925年12月)成立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由谭寿林任书记。1926年8月,北伐战争前夕,党中央又派黄日葵同志为特派员,负责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公开职务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编者注:应为副主任)。与此同时,两广(广东)区委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分别到南宁、柳州、桂林以及左右江、郁江等地区工作。我们切实执行党中央和两广(广东) 区委的指示,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和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整个广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所有这些,都是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分不开的。”
    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的梧州之行是梧州乃至广西革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周恩来视察梧州后,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中共梧州支部和中共梧州地委先后成立,梧州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热浪,广西的革命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来源:《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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