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色起义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枚看似普通却有着特殊意义的银圆，说它普通是因为和其他银圆毫无差别，不过是有了些年头的“袁大头”，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是开国大将张云逸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1974年张云逸病逝后，其夫人韩碧继续珍藏，1977年将这枚银币捐赠给纪念馆。张云逸大将之所以珍藏这枚银币，是因为它背后折射着一段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这枚银币不仅仅反映了1929年百色起义前百色畸形的经济状况，更体现了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高超的斗争艺术。当时百色的工、农、商等发展严重滞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但右江地区雨量充沛、山高林密、阳光充足，独特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合鸦片种植，又加上百色镇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处，是云南、贵州两省鸦片运往广东、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必经之地，鸦片贩运和种植当时在百色十分盛行，百色镇因之成为鸦片的集散地。从1926年到1928年，百色镇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民众做鸦片买卖，据记载，民国年间，百色鸦片种植量一般为2万亩/年，最高年份达到8万亩，产量般为100万两年，最高年份高达400万两，交易和过境量达2000万两/年，最高年份可达3700万两。当时，军间主政的广西执行寓禁于征的政策，途经百色的鸦片，都要征收“过境费”。丰厚的鸦片税收，竟占到省政府一-半以上的财政收人，成为桂系军阀和省政府发家、立足的本钱。百色军政人员不管职位大小，大多或明或暗介人鸦片经营。1926年，盘踞在百色的军阀刘日福就大做烟土生意，大发毒品财后，他一次就送给省主席黄绍竑70万银圆，受到后者的嘉奖。落后的工业、农业、商业，发达的鸦片运输、贸易和种植业，使百色的经济处于畸形的发展状态，不仅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收益，反而带来了极大的危害。1929年10月22日，张云逸等率领的武装部队挺进左、右江，与韦拔群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首要任务，便是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为了筹措物资和经费，做好起义的物质准备。张云逸除了从南宁调来一批军用物资外，他巧妙地以右江督办的名义，要求各县县长和税务局长，将云南、贵州鸦片过境税的税款全部上缴百色，一下就“收获”了几万银圆。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为百色起义筹集了经费，而且动摇了盘踞当地、依赖鸦片税收立足的反动军阀熊镐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经济基础，深深刺激了这个土匪军官的神经，诱使他想换防到百色，结果被张云逸以商谈“换防”事宜为由歼灭。
    当时参加百色起义的部队有一部分是我党控制或转化过来的旧式军队，存在着许多缺点，如很多人当兵打仗的动机不纯，为钱打仗、发洋财的心理普遍存在；反动军官经常克扣军饷，打骂、虐待士兵；思想觉悟不高，存在大量的赌博、拉帮结派等恶习。这些不但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更影响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改造队伍，与旧式军队决裂，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这是当时士兵运动最为重要且亟待解决的任务。对于旧式军队的改造，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我党做的主要工作是:在军队中坚持党的领导，扎实开展党建工作，在部队中发展新党员；教育士兵、依靠士兵，发动士兵与反动军官做斗争，从而达到团结士兵的目的；夺取都队的领导权，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掌握部队领导权，另一方面通过响应普通士兵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激愤情绪，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军队各级领导职位。旧式军队改造完成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人民军队。张云逸在《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回忆录写道:“1929年12月11日这天，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士兵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星，个个精神抖擞。同时，上至军长，下至每个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圆。” 百色起义之后，张云逸南征北战，不管走到哪里，他一直珍藏着当天领到的一枚银圆。 今天，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参观者，可以看到这枚银圆静静地躺在《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两份文件复印件的旁边，它见证了一段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光辉历史!
来源：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编《百色起义与党的群众路线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