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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会议大转折——扭转红七军命运的“小遵义会议”揭秘

    发布时间:2020/3/5 10:29:54    来源:本站原创


    翻开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厚重的档案史册,全州会议虽然没有像遵义会议那样隆重,那样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但对于扭转红七军命运,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来到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会议旧址——全州县城关岳庙的庙门左侧,很容易被开国将军莫文骅亲笔题写的“扭转危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所吸引。1931年,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在这座古老的庙宇里,主持召开了红七军离开广西前的最后一次前委会,会议抛弃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计划,决定去湘、粤、赣革命根据地与朱毛红军会合,从而挽救了红七军。因此,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被誉为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伟大转折的“小遵义会议”。

全州关岳庙——红七军前委会议旧址

开国将军莫文骅亲笔题写的“扭转危局”

    “左”倾冒险计划,致使红七军离开根据地
    1929年9月,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到广西开展工作,领导了伟大的百色起义,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把百色、东兰、恩隆、奉议(田阳)、果德、思林(田东)、向都(天等)、凤山、隆安,都安、天保(德保)、河池等十几个县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100多万人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从而使左右江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正当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环境下越战越强之时,李立三于1930年6月在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错误第二次统治了中央。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要求红七军离开刚刚建立起来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
    11月7日,邓小平在河池主持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传达中央给红七军指令和红七军前委平马会议精神。中央代表邓岗(邓拔奇)在大会上,坚持执行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令。邓小平、张云逸认为,在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的情况下,以红七军仅有的几千人的力量,去执行中央这个任务是很困难的 (指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城市,消灭湘粤两省的军阀,阻止南方军阀向北进攻,支援中央进攻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完成南方革命)。但为了团结对敌,还是接受了中央交给红七军的任务。不过邓小平明确指出:“要防止过分的估计,以为已经开始了革命的高潮,这样的估计,容易使党的策略忽视基本的工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内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时,又会发生失败主义的观念。”这次大会还改选了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仍担任前委书记。11月9日,红七军除留下少数战士坚持武装斗争外,主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

    长途艰难奔袭,红七军与全州百姓结下鱼水情
    11月18日,离开了根据地进入白区的红七军兵分两路,红十九师在天河,红二十师在罗城,分别与桂系军阀韩彩凤独立师、覃连芳教导师发生激烈战斗,没有取胜, 被迫撤出战斗。邓小平说:“战斗没有取胜的原因,主要是离开了根据地。”12月5日,为了夺取柳州,红七军发起了长安镇战斗,与老对头韩彩凤、覃连芳两师各一部及民团3300余人激战四昼夜,占领了外围地区及部分街道,毙伤敌人600余人,敌师长覃连芳受伤,但红七军也伤亡300余人。12月8日,敌一个团从柳州增援长安,红七军受挫,被迫撤出战斗继续北上。12月12日,红七军到达三江富禄镇,前委决定部队从古宜进攻桂林,并派员赴桂林接应,但部队从富禄过融江进入三江后,在古宜为强敌所阻,被迫改道北上进入黔境。12月25日,红七军到达湖南武冈, 但由于该城守敌死守待援,红七军奔袭受挫。而当时前委认为武冈城内只有600余人的民团守卫,驻宝庆两个团难以很快增援,仍决定全力进攻。无奈武冈城墙高厚坚固,易守难攻,红七军连续攻打了6昼夜未能破城。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星夜向新宁方向退去,全军子弹几乎打尽,团长何莽等200余指战员牺牲在攻城战役中,100余人受伤。
    12月30日,红七军甩开湘敌,到达湖南东安县的高山丛林时,部队已经非常疲惫,许多人已经走不动了。为了挽救这支部队,张云逸提出,鉴于其他地方的敌人过分强大,还是奔袭兵力空虚的全州县城为妙。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邓小平政委的赞同,经红七军前委决定,1931年1月1日红军从新宁与全州交界的界牌,经长界岭、八十山口进入全州县的大西江乡。红七军当天在大西江乡住宿,一边宣传红军政策,一边打击土豪劣绅,开仓取粮济困扶贫,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
    红七军经过大西江乡的会龙铺村时,正逢村里有人结婚,摆上酒食正准备喝喜酒。突然有人大喊:“ 红军来了!”由于反动派的宣传,群众不明真相,一窝蜂地跑上山躲起来。谁知红七军秋毫无犯,一边行军,一边在墙上写宣传标语,新婚酒席未动一点。群众回村看了,感慨地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尤其是新郎新娘的父母更是激动得烧香跪拜,千恩万谢感谢红军,祝福红军旗开得胜。红军沿沙子坪、龙水、桥渡、柘桥浩浩荡荡直奔全州,于当日晚10 时进入全州县城,由于红军先头部队来得突然,守城的敌军警戒部队来不及关城门,红军便冲了进去,经过半个小时的巷战,守城县长逃跑,其他军警全部缴械投降,鲜红的镰刀锤头大旗迅速插遍全州县的城墙。不久,红七军主力、抬伤员的部队也陆续进了城。1931 年1月2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进入全州后,利用周围两百多里无强敌的机会,安排部队进行了3天休整。
    红七军在全州县休整期间,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红七军来全州县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诬蔑红军是“共匪”,说“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让老百姓十分害怕。就在红军来全州县之前的1925年,川军军阀汤子模军长曾率3万兵马进驻全州,在这里骚扰百姓,抢劫商人,逼死县长宾兴的事,至今仍令全州的百姓记忆犹新。全州县百姓视兵如匪,当1月1日人们传闻有红军快要进城的时候,全州县城便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老百姓纷纷离家躲“红”。不管是男是女,只要能跑能走,便成群结队地逃往城外,不少老百姓想到自己的家里又要遭受“兵匪”的洗劫,忍不住边逃边哭。有些老弱病残的百姓,没办法外逃,只好关上门在家准备等死。然而奇怪的是,明明听到有大队人马进城厮杀的声音,事后却悄然无声。这让那些躲藏在家的老百姓感到很意外。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把门打开一看,不由很是吃惊,只见许多军人,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偎依在屋檐下。在这数九寒冬,这些军人大多数只穿着一层薄薄的单衣,但却没有一人入户避寒,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如此客气。目睹此情此景,全州城的百姓深受感动,他们纷纷热情邀请红军战士进家里烤火、喝茶、吃饭。但红军战士再三辞谢,并向群众宣传红军的纪律和革命道理。天亮后,红军又主动帮助百姓扫地、挑水。一时间,百姓奔走相告“红军原来是这样的好!”其他在外逃难的百姓知道红军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便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回到了城里。
    不久,城区的摊点重新活跃起来,商店开门了,全州城又呈现出热闹的景象。红七军战士到全州后,一改过去只强调重军事行动的片面做法,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画漫画、写标语、发传单、进行演讲、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教育引导群众。“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农工商学兵”“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打倒半官半商”等标语随处可见。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还亲自站在关岳庙的大石头狮子旁对成百上千的群众进行演讲,告诉大家红军是替穷人打天下、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军队。红军还打击了一些顽固土豪,把粮食分给穷人。还把积谷局的谷仓打开,一半做军粮,一半分给平民百姓。红军在城里,买卖公平,不乱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切很受全州城里百姓的称道。据莫文骅老将军回忆,有一次,红军进行宣传讲演时,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问正在宣讲的红军战士:“你们是不是共匪?”那孩子的父亲觉得这是反动派对红军的污辱,而他的孩子竟不知天高地厚,一气之下打了那孩子一巴掌,那孩子被打得哇哇大哭。这弄得正在宣讲的红军战士很不好意思。他对那市民说:“你别打孩子吧。咱可以告诉他,匪是有的,但那些匪是蒋介石,是李宗仁,是白崇禧,是国民党反动派吧。”事实证明,红军与其他军队完全不同,他们来到城里后,尽管没有冬衣,但不抢不扰民,还帮助城里维持秩序,让城内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一点让全州县城的商人也很感动。
    鉴于红军过冬给养困难,商会会长陈子才便以商会的名义,发动商人捐款,筹得大洋四万元。当年只开了一间小药店的程金仪医师,被红军的买卖公平、帮他家劈柴担水、济困扶贫的行为所感动,于是趁商会替红军筹集钱款时拿出一些金银首饰,作为钱资捐给红七军。这件事被李明瑞总指挥发觉了,查明是小商贩程金仪医师家的物品, 他认为程家心意虽好,但家庭负担过重,恐损害小商经济,便将那些金银首饰退还原主,并再三向程家说明红军心意。程金仪一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千恩万谢,至今仍传为佳话。在全州人民的支持下,红七军指战员解决了部分经费及一些常用的生活必需品,也使一些轻伤员得到了康复,并把一些重伤员妥善安置在一些可靠的群众家里。红军的举动,深得民心,据莫文骅老将军回忆,在全州县短短的几天里, 就有 100 多个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了红军。

    全州召开会议,邓小平主持的“小遵义会议”彪炳史册
    红七军到全州城后,一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一边抓紧整编部队,运筹谋划新的出路。1 月2日,前委书记邓小平在全州关岳庙内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着重围绕目前困难的形势,对红七军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自从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在桂、黔、湘三省边界艰苦奋战两个月,没有攻下一座大城市,反而损兵折将,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总兵力剩下4000人左右)。面对艰难残酷的斗争现实,红七军绝大多数指战员都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性,纷纷反对再去盲目攻打大城市。会议围绕部队今后的出路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邓拔奇、陈豪人、龚鹤村等人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还提出坚决执行中央批示去攻打南宁、桂林。邓小平明确指出继续攻打大城市是不妥当的,前段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执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事实上,对于红七军未来的发展出路,邓小平早就心中有数。在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刚打响时,邓小平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上作的“补充报告”中,就提出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他还在红七军公布的 《目前实施政纲》 中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会合”的口号。邓小平在1930年1月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又讲到了“造成与朱毛红军会合前途”。中共中央3 月2日正式下达《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指示》,指出红七军在编制上“能利用朱毛红军经验,这是对的”。并再次肯定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全州会议上,邓小平极力主张红七军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去与江西的朱毛红军会合。
    另外,邓小平还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并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提出:(一)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计划);(二)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这项工作已在全州县就做得很好);(三)对部队进行整编,精简机关人员,将原来的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师的建制不变;(四)在全州休整。
    前委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辩,大多数同志在事实面前,都认真反思了前段的经验教训,否决了陈豪人等人盲目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做法,坚决赞同邓小平同志的主张。最后会议决定,整编后红七军的总指挥为李明瑞,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红七军下一步的目的地是去湘、粤、赣革命根据地,相机与江西的中央红军会师。邓拔奇和陈豪人等人最后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随即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前委决定由邓小平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许进继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
    1931年1月4日,红七军指战员在东门架设浮桥。1月5日凌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过整编的4000多名红七军指战员,从全州东门粟家渡渡过湘江,经灌阳永安关离开了广西进入湖南道县,横跨湘粤赣边境,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转战7000多里(史称“小长征”),保存了基本骨干,终于在1931年7月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汇入了中央红军的滚滚铁流之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鲜红锦旗。
    张云逸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情写道:“红七军出了不止五十个将领,每个将领是多少次战斗打出来的,五十个将领加起来有多少次。”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红七军出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有大将一人(张云逸),上将2 人(韦国清、李天佑),中将4 人(莫文骅、韦杰、覃健、冼恒汉)和少将12人,有省军级、部级干部18人。试想如果不是邓小平当时高瞻远瞩,当机立断否决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计划,唯命是从的去攻打大城市,红七军的命运将不堪设想,也就不可能留下这么多高级将领了。所以说全州前委会议,是一次代表着红七军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它因闪耀着邓小平实事求是伟大思想的灿烂光辉而彪炳史册。

    来源: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编《重走红七军远征路》

作者: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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